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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大小富翁们所感受的压力，首先是他们的财富并不可靠，他们的产业并不稳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受人尊重，需要付出与创业几乎同等甚至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铺就一个安全网来规避地方风险，少些被无良官吏甚至黑道敲诈的风险，而安全网越大却意味着新的政治风险，最后总难逃脱黄光裕的下场。

    公务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上至总理，下至县城机关科员，表面上他们的收入、职位、住房和退休金都似乎更稳定，更有保障，但他们的职业生涯却既无法依赖独立的行政规章、司法制度、专业的标准和操守，又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而须时时察言观色，唯上级脸色好恶，还有无时不刻不存在的纪检委和双规的黑牢在等候着。

    至于写字楼、地铁、滚滚车流里每日忙忙碌碌的白领阶层，也许负担着这个世界上最重的税，为了保住那一点已有的‘体面’和‘尊严’——无非是西装、社交、住房、私车，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的虚荣，而必须无限制加班，承受育儿、医疗和供房的高成本，整个白领集体不仅无暇或者无能享受休闲，丰富精神生活而更富创意，还要噤若寒蝉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勉强挣扎在中产阶级的最底层，同样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被什么意外拽到下一阶层——那几乎意味着小资虚荣人生的彻底终结。

    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各自阶层的底层苦苦挣扎，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牢牢按在一个个事先划好的区域里，犹如每年春天北欧海边悬崖边的旅鼠，人人都在为有限的生存空间争斗着，努力避免个体蹈海的命运。……”

    读到此处，真觉得一派悲观，原来苦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一大群人。

注1：吴强，德国政治学博士，南都报6月27日，A19版